论海权|后马汉时代②:海权建设当行大道至简

2019-02-28 10:34:13 围观 :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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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在海上饱受侵略与威胁,客观上刺激了中国加强海上武备的动机和愿望。1842 年,魏源著成《海国图志》,第一次系统阐述海内外形势、规划中国海权,此后一百七十余年来,没有一个话题像海权这样让数代中国人踌躇满志而又肝肠寸断。大清海军、民国海军短暂的辉煌过后伴随的是惨淡。然而,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依然是热血的中国人魂牵梦萦的追求。

  中国的海权战略既不是葵花宝典,也不是什么独门绝技,实在没有必要遮遮掩掩。因此,如何更好地就海洋议题与世界各国互动,向他们介绍自己的海权战略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方式,也应是中国海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自1840年至20世纪70年代的一百三十余年间,中国人所说的海权实际上依然是海防,带有浓厚的大陆文化基因。这种状态的线年代中国海军战略的积极探索。陆权的目的在于占有更多的空间,而海权的目的在于维护并扩大开放经济体系中的利益,外向型经济是海权的基础,也是海权发展的动力。换句话说,中国真正开始认识海权、发展海权,不过三十余年的时间。

  海洋事业蕴藏着机遇,但也充满了挑战,它从来都是探险家的乐园。在大航海时代,海盗、航海家、商人、海军官兵、政治家等纷纷扬帆海上,在海洋上搏击自己的事业或国运。哥伦布、麦哲伦、海盗将领豪金斯等演绎了海洋探险的神话,也为后世树立了标杆。海洋“探险”回报很高,但风险也巨大,想要高回报就必须有勇气承担机遇中存在的风险。这种“探险”精神后来也成为现代西方海军所继承的主要传统之一,那就是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敢于挑战一切的气魄,以及面对牺牲的理性。这也应该是蓝天使表演队之所以如此无畏和淡定的力量之源。

  中国追求强大海权的征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遭遇各种挫折和想象不到的牺牲及压力的考验。不仅国家领导人、海军将士及政府职能部门需要应对这种考验,即使普通国民也难以置身事外。当大风险、大挫折、大失败真正降临我们头上之时,我们是否能够直面它们,矢志不渝并继续向前?是否还能像现在这样踌躇满志,意气风发?

  中国历史上,张骞的西域凿空堪与哥伦布和麦哲伦开创的事业媲美,但就海洋事业而言,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麦哲伦所创造的辉煌不可同日而语。郑和船队声势浩大,每次出海海船二百余艘,所载三万余人;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船队则寒酸简陋,每次出海船不过三五艘,人不过二百余众。郑和的航海是为了宣扬明朝国威,是官办,所有费用、补给全是朝廷提供;而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航海则主要是为了追逐财富和个人成就,虽然也有西班牙皇室的资助,但却带有明显的私人性质,筹款、补给等问题全靠自己张罗。从经济角度而言,郑和下西洋属于赔本的买卖,社会民众基础差,可持续性不强,当国家实力不济或社会趋向保守的时候,就难以为继了,因此郑和之举属于空前绝后,再无来者;而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航海成功地给西方社会带回了财富和新世界的信息,他们开创了大航海时代。此后,西方贵族、平民甚至是贩夫走卒都加入到这项事业之中,并最终促使殖民体系的建立和世界体系的形成,成就了一系列海上帝国。

  单从飞行技术上而言,我相信中国的“八一”飞行表演队应该可以与之比肩,但他们在闹市区上空是否还有此等自信和娴熟则未为可知。更重要的是,我们难以确定中国社会和民众是否又能承受住各类隐藏的风险和突发的牺牲。据了解,蓝天使自建队以来,在飞行表演中共发生8 起事故,有8 名飞行员死亡,损失飞机11架,而蓝天使的飞行表演计划却从未受到此类打击的影响。在和平年代,淡然面对牺牲,坚定地顺着逝去的前辈和同伴的足迹继续向前,这不仅体现了美国海军的强大与成熟,也体现了美国国民心理的成熟和精神的强大。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碰巧有机会在2008 年10 月初参观了美国旧金山湾区一年一度的舰队周(Fleet Week)。这项由美国海军发起的活动一方面是为了表达对保家卫国的美国军人及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方便公众走近美国海军,增强军民间的互动。在舰队周,若运气好,能排上队的话,还可以上舰参观,并与海军官兵狂欢。当然,在舰队周,最震撼的要数“蓝天使”飞行表演队的飞行表演,它就在旧金山市区码头上空进行,码头上游人如织,各类游艇和船舶星云密布。“蓝天使”的飞行员就是在这样热闹而宽松的气氛中玩着“两机对撞”“坠机”“穿越大桥”等惊险动作。面对这些飞行特技,我感触最深的莫过于美国海军的这份自信与淡定。

  当前,中国正在发展强大的海洋经济,正在建设强大的海军。毫无疑问,中国加速海权发展已经是正在进行时。实际上,中国学术界围绕建设“强大海权”的各种争鸣、呐喊已经持续了十余年。追忆近代悲惨遭遇的经验教训,携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实力与底气,面对愈演愈烈的海疆危机,诸多有识人士纷纷摇旗呐喊,呼唤强大的海权。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生活中的各个角落,这类高亢激扬的声音无所不在。海权的崛起离不开海军的强大,而在中国国内,目前围绕海军发展的话题又几乎全与装备有关。尽管近年来中国海空装备发展日新月异,人们仍对中国海军和中国制海权的弱小忧心忡忡,对中国海军落后的装备、远洋能力的缺失扼腕叹息。由于长期的装备建设滞后,这种对先进而强大的海上装备的追求和崇拜可以理解,但中国海军与世界一流海军间的差距是否仅仅是武器和装备?为何北洋水师拥有当时亚洲一流的装备,却依然惨败于日本联合舰队?

  因此,研究中国海权战略首先必须远离噱头、避免过度亢奋,我们需要找回已经失去的度,从中国自身的条件、所处的地缘环境和当今的时代背景出发,认真思考中国海权拓展的主要内容和方向,尤其是海上武力使用的边界、范围及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海权研究的一大任务就是要探索海权发展和应用的限度与边界。

  首先,在相互依存如此紧密和资讯如此发达的当今世界,这类涉及国家生死兴亡大计的战略方针很难不让竞争对手所知晓。这不同于一次战役,或一次比赛,可以通过小聪明甚至是阴谋来获得成功。主观上,我们应该打消依靠各种战略欺骗、战略忽悠赢得竞争的念头。

  对于海洋,中国古人很早就有“鱼盐之利”和“舟楫之便”的认识。在“河流文明时代”和“内海文明时代”,在海权领域,中西方至少在能力方面并无太大的差距,中国在造船、导航等方面的能力还曾长期领先世界。中国在海上的落后是近代(15 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才有的事情,即梁启超所说的“大洋文明时代”。在此阶段,西方的视野已在全球,中国却坚守陆地而与大海失之交臂,中西方因此在18 至19 世纪走向了不同的历史方向:海防与海权。

  其次,真实地向世界表达自己,也是中国海权能够强大的关键。如果中国总给人以模糊、不确定或讳莫如深的形象,其他国家该如何放心做出战略预期?在一国的利益比较集中、比较单一的前提下,虚实相合的策略也许有助于实现其利益;而当一国的利益日益多元、非常广泛的时候,这种策略显然对总体利益没有好处。

  (作者系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外交部涉海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本文较原书序言略有调整。)

  物质上的差距较容易追赶和弥补,而精神上的差距则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沉淀。海权的发展首先是一种社会性力量的拓展,其次才是国家力量的发展,它既是国家大业,也是社会工程,需要普通国民的广泛参与。海权从来就不仅仅是政府机关和领导人的事情,也不单是海军的事情。如果海洋事业缺乏社会和经济基础,就没有强大的海权。中国古代的强大海权之所以昙花一现,部分是因为决策者的失误,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海洋经济和海外贸易从来就没有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海权发展必须扎根于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振兴,而最好的办法和途径就是发展海洋经济。只有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才能让更多的人从海洋中获益,才能让更多的人自发地维护、拓展海洋利益,如此,方能磨砺整个民族的积极进取、不畏失败、勇于牺牲的海洋精神。因此,除了强大的海军之外,繁荣的海洋经济也是海权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谈到战略,就不能不考虑到度的问题,海权战略的研究或探讨尤其需要回归理性。当前,建设强大海军、成为海权强国已经成为流行语,成为“意识形态”。凡是“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壮语必然吸引大众眼球,受到热烈吹捧;但凡有人发出一点不同声音,有一点相左的意见,就可能被人扣以“国贼汉奸”的帽子。

  历史地看,中国虽然也存在海上丝绸之路,而且在宋、明两朝一度十分兴盛。但不得不承认,在近代以前,海洋之于大部分中国人的意义,也许仅仅在于鱼盐之利。中国经济的自给自足使得中国人对于海洋,既没有冒险的动力,也没有冒险的勇气,长期以来,中华民族也就渐渐丧失了海洋民族所必备的冒险精神和海洋传统。武器装备差距固然揪心,但海洋精神和海洋传统的缺失却更为致命。

  提倡海权并没有错,但海权的发展必须基于科学的研究和判断基础之上。20世纪的威廉德国和日本帝国的失败,要么是肤浅地理解了马汉的海权理论,要么是他们虽然真正掌握了该理论的精髓,却为了他们各自的政治目的,对马汉的理论进行了扭曲和包装。前者是无知,后者是伪科学,它们的盛行都可能导致整个国家的灾难和悲剧。

  海权战略还必须考虑国际沟通及互动的问题。中国必须与世界坦诚相待,合理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大的战略都绝非雕虫小技或大阴谋,而是对一国发展方向及方式的大规划,着实没有保密或混淆视听的必要。